我来这里是为了忘记战争，俄罗斯精神病院士兵的自述

Фото: Надежда Фомина

为了解退伍士兵曾经在战争上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现状，我们来到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临床精神病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士兵，91%以上的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战争结束后回归日常生活的他们，会被像发射声一样的声响吓到。医院所采取的康复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应对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恐惧感。

来这里接受治疗的士兵，是多场不同战争的参与者，阿富汗战争、阿布哈兹冲突、车臣战争、南斯拉夫战争等，还有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清算人，执行危险任务的内务部雇员。他们中大部分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抑郁综合症。不少人患有脑震荡、地雷爆炸损伤和颅脑损伤。

第七号病房的士兵

士兵们的经历令人伤感。

洛丽塔

忧伤的罗拉

精神病院里有个女人——洛丽塔，大家亲切地称呼她罗拉。她出生在阿布哈兹，在圣彼得堡的军校上学，但没能毕业。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期间（1993-1993年），她是前线的一名护士，那场冲突让她失去了妈妈和表哥，她腹部受伤。2008年，奥塞梯-格鲁吉亚冲突中，罗拉是一名狙击手。她说自己受过四次伤。

现在她成了残疾人，晚上被噩梦折磨，疼痛发作的时候，不管在哪儿，她都可能会失去意识。她的病历本上写着：“面容忧郁，说话嗓音低沉”。

罗拉的病房舒适干净，所有东西都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摆放着几个东正教圣像和一束花。她用阿布哈兹的方式待客。如果有人来她病房做客，她会用电动咖啡壶给客人煮咖啡，还会准备糖果，她不会拒绝客人。但她很少说战争，这是第七号病房所有病人的特点。“真可惜，我们的人白牺牲了”。——她只说了这一句，悲伤地看着装着咖啡的杯子，沉默了。

瓦吉姆

喜欢笑话的瓦吉姆

瓦吉姆是这里的幽默大师，喜欢各种笑话。心情总是很好，他那儿有很多讽刺笑话，但他的眼神却说着：“最好不要靠近我，不要碰我”。他在车臣打过一年仗，发射迫击炮。他的右脸颊中过弹片伤，因此留下一道伤疤。

听到我请求他讲讲车臣，他立马忧郁起来，害怕地看着我们。随后勉强露出微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要问我战争，我不想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忘掉它。

萨拉瓦特

萨拉瓦特

1998年至2001年期间，萨拉瓦特在车臣服役。因一次火箭筒炮击患上地雷爆炸损伤，双腿截肢。现在他靠轮椅走路。“不要拍这样子的我，我不喜欢”。——他请求道。也不想给我展示他的伤口：“为什么要展示出来？伤口看起来可怕又丑陋”。

阿扎马特

科室主任伊琳娜·库杰耶娃告诉我们：“我们还有一个病人叫阿扎马特。他来的时候纵饮无度，情况特别糟糕。他说他在工程营，是个不错的狙击手。打敌人打得很准，但他得知被他打的人中有一个还不满18岁。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应对敌人的侵略，无法保护自己，他想的是：‘宁愿我被打，也不愿我去打别人’。他一直等着敌人袭击他。有一天，他遭到抢劫，抢劫的人用钢筋打他的头，他却无法自卫。”

病人T

病人T是一个司机，曾运送两车小伙子去格罗兹尼。新兵们坐的是敞篷车，几乎所有人都被狙击手打了。战争结束后，司机一直被内疚折磨——好像是他杀了那些小伙子一样。曾数十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每次都被救了过来。

病人M

病人M从战场上返回到家里后，甚至连妈妈都害怕他。“妈妈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叫我起床了，甚至都不会靠近我。只要房间一开灯，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病人P

病人P是名中士。每场战役过后，他都得把散落在地上的士兵的尸骨——手、脚、头……收集起来。回归到正常的平民生活以后，他总是做一样的噩梦：血淋淋的士兵向他走来，拾起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对他说：“谢谢你，准尉同志”。

治疗方式

康复中心没有精神分裂者或躁郁症患者，因此这里的治疗方式不需要使用强力药，重点是心理治疗。会采用几十种不同的治疗方法：自我暗示训练、催眠、艺术疗法、音乐疗法、芳香疗法等。这些方法看起来就像孩子玩的游戏，或是学校里的视觉艺术课，但对医生来说，这是不强迫病人回忆痛苦记忆就能了解病人创伤的机会，对士兵来说，他们是在学习如何同创伤做斗争。

艺术治疗

艺术治疗室的房间里挂满了画，都画得歪歪扭扭，更像是孩子的作品。画上有坦克、血、俄罗斯国旗。士兵们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感受到那些折磨着他们并害怕讲出来的事情。有一幅画上用红色铅笔写着“对不起，孩子”。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内疚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常见的现象。

图片墙

音乐疗法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有蓝色的不透光窗帘、多盏特别的灯、录音机。在里面进行放松治疗的时候，会关掉灯，播放下雨的声音。“想象你们周围都是水，——医生的声音静谧舒缓，——在沙滩上慢慢地走。你们脱掉鞋子，感受沙子的温暖，海浪抚摸你的双脚……”参加过战争后，内心的安宁和安全感被长时间的紧张和恐惧替代。人必须重新学会放松。心理治疗上将这称之为自我暗示训练——类似于做瑜伽。

团体治疗

有时候会采取团体治疗，这样可以锻炼士兵的社交能力和帮助他们克服对人的不信任。团体治疗练习看起来奇怪简单，但立马就能取得成效。其中一个训练是：病人们站成一个圈，每个人说一句“我在”，起初是喃喃低语，然后是大声地说，最后是向前走一步并喊出来。接下来就是所有参与者一起喊：“我们很高兴你在”。做这个简单的训练时，病人们放声大笑，好心情也相互传染。

戏剧治疗

治疗时，参与者根据医生指定的题目编一个故事。医生通过这种不让病人遭受痛苦的方式研究病人的创伤。

“您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喧闹的人行道上，在人群中迷了路，——当主持人周围的圈椅上坐满了病人，她慢慢地说到。——汽车在喧哗，人们在高声交谈，熙熙攘攘地人群让您很不舒服。但你走到一个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的僻静的胡同。这里只有祥和宁静，道路两边散落着几家小卖铺。您走进其中一家，读起了招牌上的字：‘遗忘之物店’。请进到店里。”主持人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在商店里找一件东西，想象它，并描述出来。

“我在中国某个地方散步，试图和路人说话。他们回应了我，但我不懂汉语。我在他们的小卖铺里买了一件衣服穿上，我在想，也许现在我们就能找到共同话题聊点什么了？结果不是的，还是不行。他们不理解我，但我理解他们。”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叫弗拉德。他整天都穿着军装，但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穿的是“便衣”。不穿军装的他，看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好像毫无自卫能力，或者说是张皇失措，但可能，这只是错觉。

弗拉德

沙弥利——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编了一个关于椋鸟的故事。“我在小卖铺看见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椋鸟。我走近欣赏它彩色的羽毛。椋鸟在支架上振翅飞舞，看着我唱‘叽里呱啦’。这个单词我好像认识，是个非常重要的词，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意思。椋鸟继续唱着‘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我脑海里突然快速闪快：“叽里呱啦和阿斯慕斯，叽里呱啦和阿斯慕斯”。突然我明白了，这两个词是上帝赐予我的。

我温柔地向椋鸟说了一句：“阿斯慕斯”，但他回复我“叽里呱啦”。我立刻跑到店员跟前要买下它，问这只鸟多少钱，但对方却回答：“不花钱拿走吧”。我拿着笼子走出店铺走到街上，打开了笼子上的小门。椋鸟坐在笼子边上犹豫着向外看。我向它告别说了句“阿斯慕斯”，它也叽叽叫着回复“叽里呱啦”，然后飞走了。回头一看，小卖铺已经不见了，招牌也消失了，窗户后面的橱窗空空荡荡。这一切要么是我在做梦，要么是真的发生过。”沙弥利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掌声。

惋惜

Фото: Надежда Фомина

昔日的战士们不习惯抱怨，更不习惯向别人求助。他们认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用酒精来缓解恐慌。士兵们开始憎恨社会的冷漠和排异。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不承认自己诚实地履行了军人的职责而受到伤害。

忘记战争，是他们的梦想，但忘不掉。一个月的康复治疗结束后，退伍的士兵们就会回家，和家人一起生活。很多人都无法忍受平静的生活，会找一份危险的工作，去执行危险的任务。

也许在这里他们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就像弗拉德故事中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一样。他们穿上便衣，试图理解普通人说的话。他们用尽全力，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